經濟全球化發展使我國近年來快速成為世界主要的制造業加工生產基地。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國制造業規模躍居全球首位，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4%，成為國民經濟重要先導性、支柱性產業�！�

　　我國制造業大國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制造業的迅速發展與環境污染并存。有數據表明，2010年制造業工業廢水排放量占全部工業排放量的83.4%，二氧化硫排放量占44.6%、煙塵排放量占59.9%、工業粉塵排放量占93.8%�？傮w來講，我國制造業依然沒有走出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的經濟增長路線，沒有擺脫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方式。

　　今年“兩會”期間，針對制造業的提案和建議明顯比往年增多，很多代表委員表示，中國裝備制造業已經走到了一個重要關口，高端轉型、產業升級刻不容緩。筆者認為，當下應多措并舉，下大力氣實現制造業的清潔發展。

　　調整制造業內部產業結構，促進高技術、清潔型產業快速發展

　　從制造業內部28個行業的廢水、廢氣排放強度(單位產出的排污量)來看，紡織業、造紙印刷以及文教用品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污染排放強度的歷年均值明顯高于制造業其他行業，屬于高污染密集度行業。

　　相反，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污染排放強度的歷年均值明顯低于制造業其他行業，屬于低污染密集度行業。這類行業具有明顯的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特征。

　　扶持低污染密集度行業發展本身符合制造業內部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的升級方向。事實上，上述6個低污染密集度行業2011年的工業總產值已經占全部制造業行業工業總產值的34.5%，且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因此，隨著制造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速度加快，其污染排放必定會不斷下降。

　　關注外商直接投資造成的間接污染排放，避免我國制造業成為“污染天堂”

　　隨著發達國家環境管制的日趨嚴格，導致其污染產業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途徑逐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自1993年起，我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外商直接投資最大的流入國。1981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僅3.8億美元，而2011年已達到1160.11億美元。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來看，制造業是外商投資的主要領域。2010年制造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的46.9%。

　　這些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模式屬于FDI驅動型發展模式。FDI對我國制造業的迅速崛起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導致我國制造業污染排放的增加。筆者的研究顯示，FDI流入較為集中的行業大多屬于清潔行業(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而在污染密集型的行業，FDI流入較少。因此FDI并非造成我國制造業污染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FDI進入某個清潔行業后，雖然這一行業的污染排放較少，但其通過產業關聯，拉動其他相關行業產出增加(如污染密集型行業)，進而促進這些行業排污增加，造成制造業的總體污染排放上升。

　　有鑒于此，應減少或禁止污染產業通過FDI途徑向中國轉移，并關注FDI產生的間接污染排放效應，盡可能減少或限制清潔行業的外資企業對我國污染密集行業產品的本土化需求，將其可能帶來的間接污染排放效應降到最低。并且，鼓勵外資企業向其上游污染密集行業的本土供應商提供先進的減排技術，降低這類污染密集型行業的排污量。

　　積極發展清潔技術，實施綠色制造

　　凡是能夠減少污染、降低對自然資源損耗的技術、產品和服務，都可稱之為清潔技術。這種技術能使企業在更低的成本下取得更好的效益，可以極大地幫助企業減少或消除對生態的負面影響，提高其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社會責任感。

　　面對資源短缺困境，我們必須借清潔技術之力開源節流，實施綠色制造，從而在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同時，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通過采取新技術應用、新能源開發、廢物再利用、資源再造等措施，實現開源的目標;另一方面，通過采取降低能耗、提高生產效率、優化利用資源等手段，實現節流目標。制造業是資源消耗較大的行業，它通過輸入原材料，使用人力、設備、場地等環節，最終輸出產品，生產環節復雜，只有采用清潔技術將這些要素進行合理優化，才能全面提升生產效率。

　　目前，提高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核心是信息化。制造業信息化主要有兩個階段:一是傳統工業借助信息化技術進行現代化管理，提高生產及管理效率;二是將信息化技術融入傳統的制造業產品中，改變產品形態。目前，我國制造業信息化剛走完第一步，下一步將結合尖端的信息技術，把軟件、專利、工藝及設計融入數字化設備中，增加設備附加值。我國制造業要實現做強的夢想，必須從節省資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入手，讓清潔技術成為未來制造業發展的支撐和動力來源。

　　逐步完善碳交易市場體系，為制造業減排提供激勵機制

　　從本質上來說，碳交易是碳排放權的交易，排放權是對環境容量資源的限量使用權，屬于稀缺資源。這種權利的界定，首先需要政府確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各種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然后以某種可接受的方式對排放權進行初始分配，界定其產權。這樣相關企業才能在碳交易市場上對分配得到的二氧化碳排放權進行自由交易，通過市場競爭確定排放權價格，進而實現環境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

　　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履行強制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積極利用市場機制減排，促進了世界局部碳交易市場發展，也帶動了發展中國家探索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減排的行動。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并在2011年11月召開的國家碳排放交易試點工作啟動會上，將北京、廣東、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和深圳7省市確定為首批碳排放交易試點，提出2013年全面啟動以上區域的總量限制碳排放交易。

　　就制造業而言，在完善的碳交易市場體系下，凡是沒有完成減排任務的制造業企業，需要向超額完成減排任務的企業購買碳排放指標，增加其排污成本。進而促使制造業企業更多地把資金投向提升減排技術，以實現制造業污染排放的降低。

　　合理運用環境補貼的同時避免貿易摩擦

　　發達國家日趨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消費者對綠色產品需求的不斷增加，使得我國制造業企業生產的環境成本不斷提升，削弱了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對制造業企業實施環境補貼，如政府部門為實施減排的制造業企業發展提供資金、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設立綠色產品出口開發專項基金，為環保企業提供優惠貸款等，有利于制造業企業提高環境意識、提升環保技術、加快綠色產品開發，以形成符合國家發展方針政策，有利于優化產品的出口結構。

　　然而，環境補貼的實施需要適度，以避免其他國家對我國出口制成品征收反補貼稅。事實上，由于以保護環境和促進研發為目的的補貼有修正市場失靈的作用，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并未完全禁止這類補貼。但為避免成員國在上述補貼名義下實施出口鼓勵，《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規定只有在特定額度內，用于幫助企業適應環境標準和研發清潔技術的補貼屬于不可申訴補貼。其他類型的環境補貼只要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貿易扭曲，進而損害了別國相關產業，都可能成為被征收反補貼稅的依據。如2012年中國光伏和風力發電設備等清潔能源產業接連遭遇反補貼措施，損失巨大。

　　作為WTO成員國，中國必須把環境補貼引致的貿易扭曲限制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之內，避免過大的環境補貼實施力度引致較大的貿易扭曲，進而引發貿易摩擦。因此，制訂環境補貼政策時，應權衡其減排效果和貿易扭曲效果，力圖在把貿易扭曲效果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時，實現減排效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