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會議提出了我國未來5~10年改善地下水質的目標。對此，環保部門預測，未來5年我國對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投資將超過1萬億。

這則消息對于污水處理業的投資者是利好，也讓人們對環境改善的期待變得更加現實。“萬億投資”一詞這幾年已讓公眾耳熟能詳，也總有相關利益群體在大快朵頤地分享投資盛宴，至于萬億投資的結果，要么是悄無聲息不了了之、要么引來一片質疑(高鐵和保障房就是典型的例子)。

無處不在的污染讓人敏感，相關的負面新聞也常占據媒體頭條。從康菲石油的渤海灣漏油到大連PX項目的喊停，從品牌服裝有毒到市售大米鎘超標，仿佛人們的衣食住行都被毒素包圍，難怪有外媒評論中國“不顧環保只愛錢”。

其實，這種“要錢不要命”狀況何止中國有？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之間的工業化過程中，也都有過嚴重的環境污染時期，只是它們在嘗到了污染的惡果之后，很快走上了與環境和諧發展之路。這種歷史軌跡被我們稱之為“先污染再治理”，不幸的是，這讓一些地方政府在放縱污染時變得有了底氣。

發展經濟就會產生污染，特別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粗放階段，所以，這樣的經濟增長也被稱為“黑色GDP”。其實，大部分的人類經濟活動都是在禍害地球、破壞環境，只是當這種禍害讓人類自己也感到痛苦，甚至威脅到人類生存時，“污染”便成為令人深惡痛絕的貶義詞。

要在經濟發展中受益，就必須付出代價。當社會還處在貧困階段時，人們對環境的容忍度較大，而當人們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對生存質量有了更高要求后，“環境保護”就成為新的訴求，這和“溫飽思淫欲”是一個道理。

從這個角度看，對于污染的容忍度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比如企業污水排放標準、城市噪音排放標準，都隨著社會進步而日趨嚴格。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許多領域尚無污染標準可言，只要能開廠生產，誰在乎污水、粉塵和噪音呢？

當為污染付出的代價無法忍受后，社會就會達成某種共識，通過立法制定環保標準。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才得以陸續頒布。

法定的排污標準并非一成不變，它與時俱進。比如《制漿造紙企業工業水污染排放標準》在1983年頒布后，分別于1992年、2001年、2008年三次修訂標準，在最后一次修訂時，甚至規定了到2011年7月1日的新建造紙企業排污標準(當時幾乎沒有企業達標)。

企業是各種污染的排放源，其中又有合法和非法之分。都造成污染，前者卻在社會容忍的范圍內。但輿論對于污染的抨擊有時卻不問青紅皂白，動輒就把污染責任一股腦地推到企業身上，恨不得是污染企業就要一棒子打死�？墒�，如果所有產生污染的企業都關門，人們又回到物資匱乏時代，想必這也是無法接受的。

想要真正搞好環保，就要激勵企業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排污，讓合法企業得到利益，非法企業受到嚴懲。但在現實當中，往往是有法可依、執法不嚴——重大的非法污染，總是要觸動社會神經，監管部門才會有所作為，而更多的情況是“民不舉官不究”。

最近媒體報道的云南陸良化工23年違規傾倒30萬噸鉻渣事件，就是政府長期縱容企業非法排污的典型案例。劇毒鉻渣不經過處理，會滲入地下水而造成巨大的環境災害，在云南陸良化工附近的興隆村，不僅出現了莊稼、果樹和牛羊死亡，村中的癌癥患者也有40人之多。

云南省相關部門對企業排污23年“渾然不覺”，直到媒體披露才匆忙整頓，而全國各地的污染事件也大同小異，政府在污染事件背后總是扮演袒護、遮掩者的角色。

企業非法排污，可以節省大筆的環保投資而獲利；政府縱容企業排污，可以吸引資本并獲得稅收。環保者因成本高昂被擠出市場，制污者卻獲利勝出，在此博弈中，誰還愿意老老實實做環保呢？

污染的源頭是利益，治理污染的手段也該從利益出發。比如，從一萬億元的投資中拿一部分獎勵環保合規的企業，讓他們符合環保標準得到的好處，超過非法排污獲得的利益；再比如，對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增收排污稅，增加他們非法排污的成本；甚至，可以讓環保超過法律標準的企業，在市場上出售排放指標而獲利。

法律規定了各種污染排放的標準，但污染卻屢禁不止，這只能說明行政之手對治理污染的無能為力。所以，與其讓行政之手大包大攬地花費1萬億元，不如把權力交給市場，因為我們相信，只要企業是逐利的，市場就有辦法讓制污者變成治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