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生態文明的21世紀，我們必須對林業的“生態產業”性質有清醒認識，對林業發展的“生態走向”樹立堅定的決心，把林業的生態價值放到更高位置。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以前瞻性眼光看待改革，從發展現代林業、建設生態文明的長遠大計出發，牢牢把握改革方向，科學設計制度框架。

　　堅持生態效益優先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將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對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豐富和完善。

　　林業作為最重要、最典型、最直接的生態產業，必須在生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正是基于這一考慮，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確立了“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吨泄仓醒搿� 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提出堅持“生態效益優先”�！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大力實施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

　　林改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獨特道路。這一特色，從根本上說，就是在鼓勵林農發家致富、確保林農個人權益的前提下提升林業的生態效益，保障國家生態安全。為此，林改實踐中必須妥善處理好這樣一些關系：生態價值與經濟效益、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公益與私益、集體與個體、管理與自主、計劃與市場、栽種與砍伐、流轉與穩定、利稅與補償等。

　　推進生態價值市場化

　　面向生態文明建設的林改，必須樹立“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生態效益優先”的思想。當然，“生態優先”絕不是把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對立起來，更不能以犧牲林農的個體利益為代價。而是要通過巧妙的制度安排，把林木的“生態價值”與林農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使林農不僅愿意經營林業，而且愿意按照有利于發揮生態價值的方式去經營，在個人發家致富的同時實現生態效益的增加，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形成相互促進的正比例關系。

　　應當明確的是，要做到經濟效益與生態價值的良性互動，僅僅“分林到戶、確權到人”是不夠的。雖然在通常情況下，林農從增加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往往會種樹意愿有所增強，但同時砍伐的意愿也會更強烈。而從純粹“收益—成本”的角度考慮，產權也并不能保證任何情況下都能提供足夠的種樹激勵。更重要的是，生態價值的增加和多種樹并不完全等同。

　　要真正實現林農致富與林業生態相統一，實現“資源增長、農民增收、生態良好、林區和諧”的最終目標，必須從根本上扭轉“產品有價、生態無價”思想，樹立“生態林業”觀念，把森林的“生態價值”客觀化、貨幣化、市場化，并將之與林農的切身利益相掛鉤。對此，在林業發展思想上要有四大轉變：

　　一是從“有形到無形”，即不僅材干、果實、花卉、根莖等有形產品有價，而且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清除二氧化碳、保持生物多樣性、平衡生態系統等“無形產品”也可以定價并能夠給種植者帶來實際利益。

　　二是從賣“死”到賣“活”，即不僅被砍伐的或脫離主干的林“產品”有價，而且林木“活著”本身亦可以有價和買賣。

　　三是從“積極價值”到“消極價值”，即從只考慮把林木產品作為商品進行市場交易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到把因保障生態安全、消解自然災害所避免的經濟損失也計算在林業價值內，并以此作為生態補償、稅費調整的依據。

　　四是從積極經營到消極維護，即林業的發展不一定意味著樹木的大量栽種和砍伐，而可以是消極地、順其自然地生長。林農致富也不一定要親力親為，通過國家補償使其“不作為”以換取森林的休養生息有時也有必要。要逐步減少林農的“靠林吃林”。通過生態補償、工業化和向城鎮遷移的方式使一部分林農逐步退出林區，減少林業發展的經濟壓力，使更多森林獲得自然生長的空間。

　　從“生態價值市場化”的角度考慮，林改實踐應堅持四項原則：

　　一是政府主導。由于生態價值的“無形性”，生態價值的市場化無法依靠經濟規律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依靠政府的強力主導建設一個“虛擬市場”。另外，對傳統林業的發展而言，無論是市場構建、評估作價、信息服務、行業組織，還是各種財稅支持，都離不開政府尤其是林業部門的引導和配合。

　　二是公眾參與。林業關系林農切實利益，林業的發展歸根結底要靠林農。能不能調動林農積極性，是林改成敗的關鍵，而各項政策、制度的制定，也必須要從根本上符合林農利益，并確保廣大林農的知情和參與。

　　三是市場為主。林改主要應通過市場手段尤其是財稅手段予以調控和管理，如各類補償、補貼、稅收豁免、轉移支付、財政補助等。只有通過財稅手段，在充分保障林農權益的情況下進行改革，才能真正獲得林農支持，緩解改革的“震蕩”。

　　四是因地制宜。林業具有極強的地方性特色，不同地區不同山林的不同森林，各有其特點，自然立地條件差異、林業所有制差異、森林用途差異、地區經濟水平、林業產業化水平等都將導致地區林業的角色和定位的差異，并因而具有不同的發展期望和制度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