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曾經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很大的貢獻，業者中有跨國公司，也有不少中小企業業主，近年來制造業成本顯著提高，展望不佳，很受各界關注。但制造業究竟是否能復興，應如何復興，并不是業者自己說得明白的。業者也只能從盛衰過程中，道出甜酸苦辣，反映一些政策的得失�；蛟S有關部門和讀者們集思廣益能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目睹某日資跨國企業，每天從我國的生產線上，收集的廢紙箱，足足有一噸重，真讓廢紙再生商家樂壞了。更重要的是生產線上所用到的各式各樣零件，直接帶動了我國電子周邊工業，輔助工業及商業，包裝行業計有印刷，紙箱，油墨，膠袋供應，生產所須的零件包括塑料注模業，精密板金作業，精密制模業，鋼材，機械供應，器具器材供應，化學黏合業，電子零件供應商行等等。

　　這一連串頻繁的工商業活動，又帶動了我國消費零售業，餐飲及娛樂業，每當華燈初上之時，處處衣香鬢影及高朋滿座的餐飲業、座無虛席的電影院。當時可以說百業旺盛，國家經濟強勁增長。

　　進入九十年代后，跨國企業開始逐漸撤離我國，主要原因是我國勞動力嚴重缺乏，導致工資倍增。政府政策改變，造成成本節節上升。沒錯，我國基礎建設是完善，政治是很穩定，治安也良好，但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企業競爭力，這使外資難以留步，頓使我國市道逐漸凋零，如今無論任何佳節來臨也無法挽回昔日佳節氣氛及光輝，原本生氣勃勃的工業區，如今人去樓空，死氣沉沉。

　　我國的政府向來清廉，為了保持清廉形象，官方與商界保持了一段距離。與此同時，多名工會領袖兼顧政府部長級人物，對于政府之決策，施政方針，行政等等，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工會為屬下會員爭取利益是常理，但政府條例若過于維護勞工權益，就不免增加雇主的營業成本，或使得雇主難以聘請到足夠的員工，而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舉例來說，制造業之人力配額制度規定，制造業公司必須聘用三個本地公民才可以聘請一個外國員工條例，但是低薪無需技術的職位，并沒有那么多新加坡人來應聘，雇主要找人填補職位，只好提高薪水，這重創了制造業，使生產停頓不前。

　　朝向高科技發展是每個國家的期望及理想，但刻意要雇主通過就業準證的最低工資，引進外來員工，借此淘汰低科技制造業，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了些？在加重制造業成本后，一些低科技制造業出走到鄰近國家大展鴻圖，鄰國一些制造業也乘機取得了原本屬于我們的訂單，這類廠家現在在鄰國每家每年都可賺取三四百萬新元，實在是肥水流入他人田，造福了鄰國。

　　另外，一些政府部門轉化成盈利機構后，往往把應承擔之風險及成本，轉嫁給商家。我眼前的一個實例是新能源的收費法。據我所知，工廠之電供，通過全天候的監控用電情況，把工廠下班后的過剩之電能，轉駁到其他用電量需求高的地區，讓能源公司提高配電效率。但新能源給我的工廠的賬單顯示：這個月的額外電話線租用費、電能在不同時段電源傳輸管理費、電能系統管理費、賬單費、服務費、資料收集費、零售市場相關費等，全是和工廠電費無關的費用，總共達744元，占賬單總額4000元的18.6%。這些費用帶來的益處盡歸能源公司和其他用戶，為何要工廠支付，令人費解。

　　展望未來，成本的增加趨勢并沒有放緩跡象，未來在我國制造業領域還能存活的可能只有少數跨國企業及政聯企業。果真如此，我們的下一代將失去許多發展出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