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各種國家級公文里就多有“不再走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這樣的表述。20年后看一看，不敢說日新月異的中國的月亮比外國的圓，卻敢說中國的這條彎路比外國的彎——我國的環境狀況有目共睹，德國的汽車、日本的老婆、中國的污染城市，都是國際名牌。
事實上，先污染后治理，已被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年實踐證明為所有國家顛撲不破的發展公理。不僅如此，這個公理還可以推出一個定律：付出環境代價后不一定能達到發展的目的，但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仍然要走，就像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的400米正規比賽都要跑彎道一樣。
雖說公理毋須證明，但公理畢竟不是赤裸裸一目了然的真理，還是需要解釋一二。何況許許多多的人算的本來是這樣一本賬：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償失。例如滇池周邊的企業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而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達到Ⅲ類水標準)至少就得花幾百億元；淮河流域小造紙廠的產值20年累計不過500億元，而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達到最起碼的灌溉用水標準（Ⅴ類）也需要3000億元的投入，而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狀態（Ⅲ類），則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走這條彎路的損失多么大！有的人甚至還感慨如果以污染為代價發展經濟無異于賣血換饅頭。這種聽起來“句句是真理”的觀點卻讓我很困惑：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可是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利令智“升”。
走彎路的虧損有多大，走捷徑的收益就有多大，為什么不僅我國、全世界的聰明人都放著捷徑不走呢？是因為這條公理的兩條“本能”的存在理由封鎖了所謂捷徑。
一是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先不說復雜的馬斯洛需求層次論，至少可簡分為基本生存需要（飽暖）、生活需要、發展需要，從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決�；旧嫘枰潜仨毷紫冉鉀Q的，哪怕好像不擇手段、不論代價。可以告訴未來的歷史是：盡管餓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鮮聞，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屢屢被寫入正史，甚至直到已進入現代文明的1960年，在重災區河南也不是新鮮事。餓急時的一個饅頭絕對比未來的一箱人頭馬值錢，因為此時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壓倒一切，為了換取吃飽所需的那點微不足道的糧食，人愿意付出的代價可能無限大，因為彼時彼境那點糧食的價值的的確確就是無限大。這種情況下賣血換饅頭你能說是愚蠢嗎，那是一種必然，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生存智慧，因為這樣的人懂得吃飽了不餓是真理中的“憲法”。事實上，經濟學也早給這種現象作出了科學的解釋：收益的時間價值是不同的，未來的收益現在來衡量必須“貶值”，因此在“初級階段”動用一切資源、不惜一切代價解決一點基本需要是難免的。我們現在可以抨擊20世紀80年代的某些國家領導人如何用“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開礦政策破壞了資源，污染了環境，還在地方領導中遺留下來一種發展習慣，以致現在還有這么多事故此起彼伏的小煤窯，但也應該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類環保抵得過溫飽。事后諸葛亮往往不明白飽漢不知餓漢饑的基本道理。
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解決需要時的條件是不同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既有農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即便如此，本國的環境還是被弄得有水皆污；美國崛起時，更是不僅擁有全世界最得天獨厚的資源、最難得的兩次大發戰爭財的機會以及最多的蜂擁而至的各國精英，即便如此，也被黑風暴刮過10年，也將浩瀚的五大湖弄得至今仍然“魚”生凋敝。我國在發展中有什么呢？內外交困，人多地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更談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結果就是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兒，污染小、產值高的現代產業暫時是沒我們什么份兒的。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后果也早有歷史為鑒：要想大躍進，結果就是三年災害；要想大煉鋼鐵，結果只能砸鍋賣鐵。前幾年我們也曾舉國上下口口聲聲要產業結構高級化、要搞知識經濟，發達地區如珠海等嘗試過后得出的教訓最終還是使全國人民務實了——我們剛剛進入重化工業時代，仍然要以發展經濟總量大、污染總量也大的重工業和化工業為主。就連深圳這樣的現代化標兵在總結20年的發展經驗時，也慨嘆“及時注意了制造加工業對于擴大經濟總量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在2004年最新提出的發展戰略也是“現階段產業結構應適度偏重”。因此即便到了已經開始設計“全面小康”的今天，想從根本上規避先污染后治理反而可能是死路一條�，F在的條件，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有橋，誰愿意一身泥一身水地慢慢折騰？
捷徑沒有了，發展重化工業，似乎我們只能老老實實走別人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且慢，現在連這樣的老路也走不通了——我國的國內資源已經難以支撐傳統工業文明方式的增長，我國的環境更難以支撐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張。就是說我們現在想吃饅頭也賣不起血了。我國的發展，要想不飲鴆止渴，必須走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新路。目前來看，這條新路叫做循環經濟。
走這條新路當然也是要有條件的。天佑中華，我國已是一個初步小康的國家，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有底氣衡量經濟增長的代價，已經具備了構建完整工業體系的技術水平。這個時候，雖然還不能大張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想方設法將污染排放物作為原料進行加工，生產出下游產品，讓物資循環利用，物盡其用，這種“生產就是治理”、“點屎成金”既削減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朝“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成本實現經濟增長，以最小的經濟成本進行污染治理”的目標邁出了一大步。盡管這種循環利用受技術經濟水平和社會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蓋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但可以大大推動污染治理的積極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實現主動地不要監管地“邊污染邊治理”，從而縮短先污染的過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如果這條路走得通，雖說先污染后治理仍然是公理，但這個污染已經被打了折扣，再想以污染攔住中國經濟前進的快車就難了。
當然，循環經濟不可能天生，必須靠各方面政策強有力的推動。中央直到2003年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后才提科學發展觀，才倡導用綠色GDP來衡量發展，就是為了“接生”循環經濟這樣既不違背公理又創造性地發展了公理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粗看仍然是費時費力的彎路，但許多小地方的確截彎取直了。如果中國的這條路真的走出來了，很可能相形之下外國的彎路就真的彎了。而且,這一次的“躍進”準備是充分的，因為大家都小康了，飽暖思機遇，才會真正頭腦清醒地衡量發展代價，飽暖思人欲，才會為子孫后代想一想，飽暖思待遇，才會兼顧各方面的需要。
話又說回來，盡管循環經濟生逢其時且頗有水到渠成之勢，但中國的事常常是“有理不一定走遍天下，無理未見得寸步難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未來中國的循環經濟之路是在螺旋式上升呢，還是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裝模作樣繞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