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中國發明造紙蔡倫遠非第一》的文章引起讀者關注，一些專家提出不同意見。中國造紙學會顧問余貽驥教授撰文認為——“西漢紙”不屬真正紙蔡倫造紙術不容推翻。

　　造紙術是中國對人類文明進步影響極大的四大發明之一。而在中國古代諸多重要科技發明中，有典籍較明確記載其發明人及較成熟應用年代的并不多，但造紙術卻是有幸在東漢元興六年上奏皇帝，得到皇帝的認可咸稱蔡侯紙。按現代的觀點，這也是官方肯定其發展地位。后又被當時史官在《東觀漢記》中有所記述，并在范曄的《后漢書?蔡倫傳》中明確表述的，因而蔡倫作為造紙術的發明人，公元105年作為造紙術的具體發明時間，為世所公認。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考古工作者在一些西漢古墓的發掘中，先后發現一些類似紙物如所謂“灞橋紙”、“紙地圖”等等，從而提出了對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這一史實的質疑，在部分造紙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之間，展開了一場學術大爭論。

　　對于歷史事件的認證，應該說實物比史籍更重要，那么，何以在考古工作者認為已經掌握“西漢紙”這種“實物”依據的時候，許多造紙工作者還要進行爭論呢？這并非他們偏愛蔡倫，偏信史籍，而是從他們的專業知識出發，認為認真研究鑒定這些考古發現的“西漢紙”是否屬于真正的紙，以及其是否運用了蔡倫所發明的、迄今最為基本的造紙工藝技術所制作的，對于蔡倫是不是造紙術的發明人，及造紙術的發明時期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在這方面，造紙工作者比考古工作者具有較強的判斷力與權威性，也就責無旁貸地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與現代科學手段，對這類所謂“西漢紙”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分析與研究。遺憾的是：根據有關分析結果和專業知識的判斷，這些所發現的所謂“西漢紙”，都并非帶有基本造紙術蹤跡的“似紙物”。要認同這種結論，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沿襲迄今的最基本造紙術，就是古人所概括的“挫、煮、打、抄”這四個字。挫：指切斷破碎造紙所用的植物原料（主要為植物的韌皮、秸稈等）；煮：指將經切碎的原料加溫（或加諸如石灰、草灰等進行成漿處理），使植物纖維分離成單根；打：指將上述過程所得紙料，利用木棒石臼等工具進行搗打，使纖維分絲帚化，以增強纖維間的結合力；抄：指將經過搗打的紙料以水稀釋后，用竹簾編筐，從中撈出相當勻薄的濕紙頁。因此，經過這種基本工藝制成的紙，其纖維一般應帶有一定的帚化分絲形態，紙頁一般也應能觀察到抄制的簾紋，紙質比較勻細而不過于粗糙，纖維間結合也較緊密，對古紙的鑒定，就不能不研究其是否具有以上一些造紙術特點。

　　第二：造紙工作者都了解已成絮狀的植物纖維，特別是一些木素含量較低的如大麻類纖維，只要經過浸水，攤薄加壓，自然干燥后，由于纖維間也能形成較粗糙的似紙薄片。但這與基本造紙術并沒有什么關聯之處，這種偶然機會產生的似紙物與運用基本造紙術制成的紙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我們既然欽佩一些考古工作者對所謂“西漢紙”研究的執著精神，也希望有關史學研究者適當重視所涉及的專業技術知識，避免在一些自身并不熟悉的知識領域作簡單的重要結論。

　　最近看到幾份報紙都發表了有關陜西文史學者彭教授經20多年研究，列出多個證據，認為蔡倫發明造紙可能被推翻，紙的出現至少推前200多年等觀點，就感到這位文史學家知識是不全面（至少不懂造紙）。就單從考古研究看，如果西漢果真已發明了造紙術，就應能生產出有一定質量的紙，并為當時皇室和豪門所應用，但迄今已發掘的西漢帝陵與豪門墓穴中，尚未聽到發現片紙的消息。有名的長沙馬王堆漢墓，殉葬品也極豐富，保存得也很好，但所有圖畫均繪于絹帛，所有文字都書于竹簡，卻無寸紙作為書畫文字的載體。西安附近新開掘的漢景帝陽陵墓內，也未發現片紙隨葬。這些難道不值得認為西漢有紙（當然是已發明了造紙術）的考古和文史學者從學術角度來思考西漢是否真正有紙的問題嗎？學術爭論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與事實真相，既是大膽坦陳觀點，又要堅持科學與謙虛的態度，對于歷史方面的爭論要有歷史責任感，不要誤導后人。我希望國內媒體在報道有關這類爭論時也能重視這一點。

　　（作者余貽驥，今年87歲。1946年從美國留學回國至今。當過大型造紙企業的總工程師，輕工業部造紙局總工程師、科技司副司長，輕工科學院副院長，北京輕工學院教授，中國造紙學會副理事長等職。是一位生產、科研、教育等多方面的資深專家學者。）